前注[32]，杨伯峻书（八佾），第24页。
政治作为法律的发展动因体现在宏观层面，实际上就是指的政治乃是一个社会或者国家法律的制度及其实践运作、法律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原则的发展的促动、制约与控制因素。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活动与宪法。
它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劝说、讨价还价和达成最后决定的机制。二、政治作为法律的现实目的 社会的存在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和私人利益并加以一体化的切实保障，因为这既涉及到社会成员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任何可以称之为社会的群体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又涉及到社会成员对于作为其成员资格所属的社会——也就是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的根据和情感归属的理据——的自觉认同，此事绝对非同小可更非儿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和谐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也当然地是法律的根本目的，自然地也就是司法的目的。这样的政治概念包含了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政治预先假定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它们即使不涉及最终目标，至少也与实现终极目标的最佳手段有关。第二，在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原第三款相应地作为第四款），特别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很明显，这三个至上是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地对那些对我国司法工作（人民法院工作和人民检察院工作）负有特别的领导责任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提出的要求，这三个至上也就是在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之下我国那些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的政治责任。而在这里法律传统实际上也就成为了现实法律制度建构及其实践运作的现实因素，它们与真正的现实社会因素一道共同成为现实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的必然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这就是所谓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的国别特色。从法理学到部门法学，从实体法学到程序法学，权力的强势身影可以说无处不在，以国家的名义当然也就是以全社会的名义而提出来的权力的要求或者需要基本上都拨弄着整个中国法学的理论神经、左右着整个中国法学的理论方向。
中国法学的主题变奏之七：从上层建筑之抽象理论到生活现实的理论把握。按照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思维的抽象并不是认识的终点，只有达到思维的具体才可能认识真理。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在学术研究中简单地运用单一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在法学研究的目的与功能预设上确实是在追求获得某种单一而确定的唯一的法学真理，只认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理论依据和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断的结论为唯一正确的法学理论结论，并坚信这种真理性的结论才是对于中国的社会实践、社会发展和法学理论的学术进步真正有意义的。中国法学的走向实在说来，完全体现的是一个客观的而同时又包含着其过去的历史沉淀和当前的现实境况的真实路径和清晰线索。
可以相信，在九十年代，法理学界将会以更加自觉和理性的态度对待和推动这种转变，以期使其尽快地能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服务。恰恰相反，这个问题的确当的思考路径只能是从中国法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客观状况与境况出发的一种思考，换一句话说，中国法学（至少是新中国的法学，或者新中国最近二十年的法学）的历史预示着其当前的现实状况，而中国法学当前的现实状况又不言而喻地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其未来的走向与发展路径。
为此，《中国法学》在1991年第6期和1992年第1期连续发表了以九十年代我国法理学的展望为题的笔谈。其实，在任何社会，法律都绝对不可能与政治真正分离，所谓法律的独立和自治在任何时候都只能而且也必须是相对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不少学者就提出了在理论上应该重新认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以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必然冲破一切地域的限制，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在一定范围内把国内市场变成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即使这部分经济国际化、世界化。[8]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变。
九十年代初，有学者就我国法理学的状况说：八十年代之前，由于以国家学说和政治评论代替法理学、以政策解释代替法律分析等诸多原因，法理学的功能主要在于对现行政策和体制的论证与宣传。比如经济法问题，实际大部分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近十多年来，中国法学开始逐步摆脱这种经验法学，法学学者们开始重视法学学术理论研究本身的反思属性与批判功能，开始强调以理论的方式而不是直接以实践的方式来把握和理解法律与社会实践本身。自新中国建立之日起，中国法学就一直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反复强调法律和法学的阶级属性和为阶级统治服务的功能。
有时一门课也经常是几个学科的教授共同讲授。在研究某一个问题时往往都是几个学科的专家相互配合。
这从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法学界对于有关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理想等主题的论述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一重大变化。[3]同年，《法律科学》也以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组织、发表了系列笔谈。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问题，而是时代的要求。作为法理学成熟的三个标志，它们都与法理学者的实践观直接相关。【注释】 1.参见《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孙国华教授在1994年就明确指出：要重视专门法律问题的研究。对那些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的原理、制度、规则、惯例以及大量技术性的东西，只要与法律沾边，就立刻警觉起来，不敢大胆吸收、借鉴和移植。而且，任何人也都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概括予以进一步的分解使之产生更多更细的归纳，相反也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概括进行合并使之更加概括和简化。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国策以及人民的民主追求日益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经过拨乱反正，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在理论上基本清楚，在实践中也开始了从政策一元化（即主要依靠政策来调整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到政策和法律的二元化的过渡（即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
在这千载难逢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义无返顾地冲破旧体制下的各种极左思想和条条框框，冲破前苏联的法学模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学习和借鉴西方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学理论，并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起一套新的中国法学体系。由此联想到1995年我在日本访问时，日本法哲学协会的秘书长给我看了日本法哲学协会近年来的历次年会所讨论的题目，它与我国法理学研究会所讨论的主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密切结合部门法实践中所提出的前沿问题。
换一句话说就是，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的发展，从单个学者自身的具体学术研究和主观预设与努力来看，的确是可以而且通常的确都是处于自觉的自我意识、也能够多多少少自我控制和把握状态的，但从本学科整体上的、长时间段的学术理论研究来看，任何学者个体的主观意志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影响就显得非常的隐晦而无法明见了。法学固然要研究法的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但专门法律问题的研究毕竟是法学的本题，责无旁贷。
与部门法学相脱节的法理学是空泛的，与法制实践相脱节的法理学是无效的。所有这些也都似乎表明，现时的中国法学的确已经开始旧貌换新颜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法学争鸣或者法学理论的论战，基本上都没有脱离这样的思维框框。[32]迈向全球化视野的法学，是中国法学不断提升其境界的一个显著标志。
法制实践是动态发展的，法理学只局限于眼前中国法制实践问题的应急性解答，势必陷入刻舟求剑式的滑稽局面。跨学科的研究现在在世界各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保守也就是封闭，封闭在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结论的框架之内，封闭在僵化凝固的政治的思维、政治的思想话语、政治的理论逻辑的束缚之中，封闭在本国的法学和法律圈子之中，也封闭在法律和法学本身的学科藩篱之中。同时，经验法学还典型地表现为特别热衷于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含义的注释，法律法规条文的解释性文字（没有这种解释也不行）盛行实际上也就是法学的理论研究对过去经验的偏好与固守的证明。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理学有了很大的进展，逐步冲破了许多禁区，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克服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许多‘左的、简单化的观点。17.朱景文：《关于法理学向何处去的一点看法》，载《法学》2000年第2期。
有些同志的思想，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还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公式化、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上，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历史阶段、脱离具体国情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往往把一些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加以固守，又把那些不属于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加以抛弃。法学研究的是一切法律现象、一切专门法律问题，这是法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国内法的法学基本上是一种单边的自我封闭的法学。12.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载《法学》1995年第9期。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法学学科内部的跨学科研究，它要求法学各个学科领域，法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的综合知识，这点上面关于抽象与具体的结合实际已经谈到。在学术或者理论性的论著中，其语言方面的最具有特色的不仅是阶级斗争式的语言的流行并成为学术理论界和社会实践界的主流话语，而且绝对是阶级斗争的话语的一统天下。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趋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一元真理观也就是绝对真理观，其最典型的特色在于对于所谓的真理只有毫无任何怀疑的绝对信任而从未意识到这种真理还需要检验和反思。
刘升平教授曾指出：只要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新的视角，实事求是地反思以往的历程，就不难发现，中国法理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完全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长时间地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影响，而在以后的10多年里，也仍然主要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当然，研究不应就现象认识现象。